未完待续...

说实话，写的很好，绝对是仙侠粮草级别以上，设定也十分不错，很有新意，而且选的主角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就是我有一个疑问，上一世既然有先天无极碑，为什么上一世不用来推演功法，强化自身，导致现在一本功法也没带过来，用了一世，得到了其他八个修炼外物？

两月票催更，写的大部分挺舒服的，就喜欢烂柯棋缘的感觉，能保持肯定全订

主角真的是要什么来什么，拿到什么宝贝下一章就能用上，我只能说这很道教，顺天而行了属于是

韩非：徐姐，灯影牛肉丝我先端过去，你这是还在做什么菜呀徐琴：辣子鹊丁

新章（658）看到刘晏负责财计，恰好翻到一段刘晏故事，借机说说唐宋部分时期的漕运与盐政。这则故事叫刘晏籴粟，即日知价。它来自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沈括也是听人提起。刘晏负责东南财计（身兼数使职），首重漕运。而漕运不仅仅是运输，更重要的是筹措粮秣，而且是出钱买粟（籴），并非强征。刘晏筹备漕粮，并不等地方上报粮价，再做统筹布置收购。而是选取产粮区且交通便利的郡县（多粟通途郡县），让其上报此前数十年间当地籴粮价与籴粮数量。上级机构根据这些郡县所报籴价和数量，分别排序，各列五等。在当年粮食收获前，刘晏就会下令准备收购。第一等籴价（往年最高收购价）配第五等籴量（往年最低收购量），第二等籴价配第四封籴量。以此类推。简言之，籴价等第越高，预购量越少，反之，则预购量越多。地方官吏根据预购量在收粮后即可安排籴粮入库。如果当年预购量多于所需，那就减少籴价高郡县的购入量，如果预购量不及预期，那就加购籴价低郡县购入量。这种预购+后调的方法，避免了地方上报粮价后，再布置籴米时因粮价波动导致的损失。宋代就吃过这个亏。沈括听闻后，就将这个方法用于当时的发运使司，效果很好，“各得相宜”。刘晏以其出众的才具品行，以及幸运的自主性（宰相放权不干涉），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重整运河与漕运，而且经营得当，给唐廷财政续费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盐政改革。刘晏籴米也好，提高船价，实给运费，乃至广建巡院也罢，总不可能为无米之炊。盐政就是刘晏运营漕运本钱。先是确定官盐，然后交给商人销售。刘晏主持下，唐政府不直接参与食盐买卖，而像是等分红的股东。商人售盐取利，要分给唐廷（刘晏）这些盐利就是刘晏敢花钱，会花钱的底气。另外，刘晏给官盐商人一项特权，他们在市场卖盐免税（实际是税改利）。至于这些商人借着免税特权会不会干别的，那是另一回事。至少刘晏超预期完成任务。回到盐政上。之所以刘晏盐政改革会显得立竿见影，和盐的特殊地位有关系。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和重要调味料，盐几乎是人人需要。只要是官盐，不管是官营还是商营，也不分盐税还是盐利，作为一项政府收入来说，它都近乎于人头税。安史之乱后，唐廷在册户口大量流失，以户口为征税基准的租庸调制名存实亡，这是唐廷财政破产危局的主因——找不到那么多人收税（755年，891万余户；760年，293万余户）。而这些流失的户口，可能是死了，也可能是逃了。死者不论，生者总要吃盐，哪怕他们不在官府籍册。官府可能没办法卖盐给逃户、隐户，盐商可以。在河北藩镇割据，吐蕃回鹘侵扰这种内忧外患下，唐廷没有精力去重整户口，刘晏的盐政改革，让唐廷恢复部分对流失人口的联系。从收入上来讲，唐廷勉强度过破产危局，对刘晏来说是成功。但这种成功，只是给大唐吃止疼片。刘晏或者还有深谋远虑，只是历史没给他时间，租庸调制他救不活，唐廷也难以复兴。刘晏以后，唐廷运河控制力逐渐下降，漕运经营也越发衰败。后继者没能复刻刘晏的传奇。一是刘晏功绩有其偶然性（天时地利人和），二是后继者权力、才具、品行、自主性都没有与刘晏并论者。最接近刘晏者是宪宗时人裴度。其持身正，能震慑不法，扭转漕运漂没风气，三年给唐廷积攒120万石余粮。可惜人走茶凉，自裴度后，唐漕运腐败无救。漕运衰败，与盐政暗弱总是同时发生。因为盐政有“人头税”特点，政府加征越发过分，官盐价高，私盐便屡禁不止。私盐泛滥，盐政暗弱所出越少，漕运经营越发艰难，漕工、一应官吏漂没起来越发肆无忌惮。刘晏这种“东南财神”，宋朝也不会再有。出于“社稷安全”考虑，赵宋对地方官、地方财政、地方兵马有诸多限制。地方监察权都要分给转运使和提刑使，更不可能将漕运经营交付一人，甚至一个衙门都不行。宋代漕运实际由两方衙门组成。一是发运使司，二是转运使司。发运使司负责将漕粮从转般仓运往京师，转运使司负责将漕粮地方粮库运往转般仓。转般仓源自转般法，即分段运输法。裴耀卿首倡，刘晏发扬光大。除裴耀卿在汴口所设仓外，刘晏又在扬州和泗州设转般仓。原本南船运到汴口返航，自此变为运到扬州返航，再由北船分段运往泗州、汴州（汴口）。宋代进一步细分，加设楚州（泗州与扬州之间）和真州（扬州和长江之间）。真扬楚泗共有转般仓七处，扬州占三处。因为以转般仓为界，发运使司必须保证京师漕运需求，因此发运使司很少等到诸路粮食运到再做发运。为保证及时有米可发，就必须籴米。籴米的本钱，便是发运使司籴本（中央财政一次性拨付）。因为两淮多为产粮地，依靠籴本丰收歉放，发运使司的籴本不经补充也能逐步壮大，纵有波折（比如前述粮价波动导致籴米吃亏），也不会伤及根本（不影响籴米发运）。各路转运使司受地方财政限制，漕运是辛苦活，但因为宋代坚持官盐禁榷（河北除外），盐政收入补充了各路转运使司漕粮运费（沈括记载，运盐每一百里，陆运4文/斤，船运1文/斤），有的漕船到扬州后会直接运盐回去（折抵运费）。因为有利可图，或者说地方财政不太吃亏，各路转运使司对漕运比较上心，会积极修造、更新漕船。直到蔡京改革盐政，推广盐钞（一种提货凭证兼有价证券）。其中详细，不做赘述。蔡京改革也是因势利导，要给徽宗财政做裱糊匠。但确实导致北宋晚期漕运崩坏。有转运使就上奏告状，说某某路不像话，自己不造漕船，不雇漕工，等我路漕船回航就截停，强令为其漕运——关键是不给报酬，纯粹强征。这是因为蔡京推行盐钞后，天下之盐，归盐钞持有者，而卖盐钞的收入归中央政府和徽宗，地方财政分不到钱，运费再无冲抵，只能“自谋出路”。无独有偶，发运使司也同时败坏。一位受到徽宗和蔡京赏识的发运使，将籴本当做籴米利润上缴徽宗。徽宗大喜，擢其为户部侍郎。此例一开，发运使司籴本无所增继。蔡京又当裱糊匠，直接废除转般法，顺徽宗喜好，改成直达法——由转运使司直接运漕粮进京。这又进一步加重地方财政负担。直达法宋代也一直有用，但仅限金银丝帛香药这些轻货贵重物品。直达法实行两年，报亏及损耗超百万石。导致漕运经营之难，与唐代裴度离任后相近。唐宋大运河漕运相同之处，在以粮为主，而以盐为本。相异之处，在唐盐政失当，漕运即无所救。宋盐政失当，还能靠香药、茶酒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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