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美夫郎会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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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很多人一直在催促造反，一直觉得节奏慢，造反了恨不得一个月灭亡半个大宋，三个月全取中国。我觉得有些东西老王没说，但其实应该挑明的东西。我就从小朱被贬官开始讲学切入吧，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一段极其不耐烦，催促造反的评论到达一个高潮，我只能说，《朕》应该是白看了或者没看。老王写讲学的目的是什么？散播影响力只是表面的，深层次是为了造反提供理论基础。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从本书的终极目的讲起，穿越到北宋末年是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拯救中国，驱除鞑虏，保留文明，建设更好的中国，这是穿越文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通常只有两种路子，要么造反推倒重建，要么当改良派玩内斗学。不管是本书还是《朕》，老王都很明确地要玩造反。那么为什么不走改良呢？原因在于，老王选择的年代都是王朝末年，前人改良改的马上要沉了，再改良就难于登天了，这就是历史的车轮到了，想要逆天而行，那基本都是金手指开满，各种buff不要钱的叠。然而老王现在已经不写纯爽文了，开始走深度流了。想做一个有思想有深度有自我追求的作者，就不得不挖空心思的贴近真实，这样就会真正的贴近历史难度，才会让我们觉得真实。即使读者们再积攒十年二十年阅历，依然会觉得写的好，这才叫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改良走不下去，必然是朝廷结构性腐坏，财政崩坏，难以推行政令。说到这里，必须要提及一个误区，经常有人说，宋朝是国贫民富。这个民，其实不是指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阶层，宋朝对普通老百姓的剥削很重，几乎年年都有起义，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农民起义，宋朝的起义者大多不是传统农民。宋朝为了防止难民暴乱，建立了完善的募兵和赈济制度，确保人人都有一口饭，都能生存。立国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因为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宋江起义，是因为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腊起义，同样因为专卖政策原因；河北起义，还是政策原因。所有这些政策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官与民争利，这个官其实又是国穷民富的那个民，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后面再说。朝廷为了增赋，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这些人为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宋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但百姓没有为土地严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机会，也没有为此而造反，相反，他们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压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顺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庄园主，方腊是漆园的雇工，他们都不是耕地的农民，他们都是被朝廷为增赋而实施的掠夺他们财富的财经政策逼反的。这一系列掠夺民财的财经政策，不只是填充国库，还喂饱了前呼后拥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一定是官员，更多是官商勾结，组成势力强大的一张张网。扯这么多，都只是引子，宋代从中期开始一直就在改革和准备改革的路上，改到最后已经彻底改不明白了，最好的法子就是推倒重建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推倒重建，你能沿用宋朝的制度政策吗？你还得改制。你不光要改制，还要用宋朝的人才来改制，推行怎样的制度政策来治理？不光要治理好，周围还有强敌环伺，过几年金军就要泰山压顶了，治下赋税收的少了不够，收的多了与宋无异那造反图啥？当官是门学问，改制改革更是门大学问，但凡改制必须理论基础作为后盾，推行政策必须要有理论依据，官员才知道为什么要执行，才会不抵触你的政令。说的通俗一点，治理天下就是分配权利分配利益的过程，怎么做蛋糕怎么分蛋糕。宋朝的党争，表面是治国策略之争，实际上又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在大宋，元丰党人又叫新党，新党是变革派，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学，而新学在元丰党人主持变革之际，更是成为官学。元佑党人是守旧派，又叫旧党，而旧党在党争中逐渐分成了三派，就是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元学术其实就是指这三种学术。司马光是陕州人，；故其学说叫朔学，朔学以史学为重点，洛学以道学为重点，而蜀学兼采佛老，偏重于文学。在这三种学术中，尤以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我就不细讲了，想了解的可以下去自己查，总而言之，推行政策必须要有理论基础，所以小朱要成为大儒，推行自己的理论，将来治国要以自己的理论政策治理天下，掌握话语权。所以小朱讲学的信众是越多越好，这样将来推行政令的阻力就会越小，助力越大。所以小朱不是造反迟了，而是有点早了，被逼到那个地步了，因为造反最需要的就是时间，需要时间扩充自己的实力来应对围剿。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充实力？当然是手底下认可自己理论的人才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放手大干。可是现在人才根本就不够，只能最大限度的希望朝廷多白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