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美食商人

前十近在咫尺，有月票的都投出来，冲上去

很喜欢《以和为贵》里阿乐的一句话：这个月你们的追读和票全力拿来支持我，下个月我全力支持你们投别人。

明代的财政支出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供应北部边疆地区，防备今天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永乐时期还常常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往往耗费太多人力物力，游牧民族也不是待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来进攻，所以永乐以后就基本不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了（除了那次意外的土木堡之变），在所谓九边地区建立大量的防卫体系和大规模的驻军。人数这么多，那么军饷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应付军饷主要采用几种方式：屯田；民运；京运。屯田主要是军屯，但永乐以后大量屯地被私人占据，军屯的收入也就急剧减少。民运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但边关一带的土地也比较贫瘠，民运一般是将粮食从数百里之外运到边地去。后来这些负责民运的人也嫌麻烦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雇佣专门的商人处理这件事情。再到后来民运也行不通了，就不得不依靠中央财政拨款，拿着银子到边关附近买粮食再供应当地的军队。中央的财政拨款到最后占了很大比例。那么银子从哪里来呢？江南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当然今天也是。江南的赋税收入占了明代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税收得起来，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多一些。苏州府一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远地区的布政司（省）的收入还多。南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官田的租额要远远高于民田的赋。其实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占有的土地，只是历史上官田是宋末贾似道收购的宋代的国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明代的时候就延续了原来的租额。到正统年间，很多官田就因为天灾或者重赋等原因被抛荒或着以“飞洒”“诡寄”等方式隐匿了。这样一来官员为了达到“原额”就不得不将多余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土地上。如此循环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赋税。长此以往是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朝廷也很难收的起税了。所以正统年间开始有所谓的“周忱改革”，简单来讲这次改革就是不再区别官田民田，把赋税按照田地的肥瘠程度划分等则，以一定比例征收田赋，而且田赋的征收是以银子为结算手段的。从正统年间开始，以江南地区为主的财政改革就逐渐展开了。大体的趋势是实物折银，赋税的税种逐渐减少（实际上就是把赋税之外非法加派的杂税也算进去合为一种税）。同时劳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银子结算，以每户所拥有的土地作为缴纳多寡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改革开始无意识地出现一种“量入为出”的观念，官员每年需要预估本年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这个额度征税。举一个在课堂上听到的例子：我在大学里读书，以往的做法是，今天学习要修个草坪，大家分别出点钱。明天要办晚会，大家也要分别出钱。学校需要做什么大家都要出钱，而且还要出工出力，工具也要自备。现在的做法是，开学的时候统一交学费，所以学校一年中要办的事情都在其财政收入里扣除，学生不再需要出工出钱了。正统年间到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内容。所以，与其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的发明，不如说只是张居正对之前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承认。明代的财政体系到张居正的时候已经较为完善了。可惜万历三大征，加上后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饷“，在原有征税的基础上又增加赋税。地方不堪重负，农民暴动和奴变此起彼伏，明朝也就被李自成灭掉了（其实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盐法败坏，与盐法息息相关的钞法也很早就废弛了（就是纸钞）。现在研究盐法改革的人也很多，但是我不太懂不好瞎说。实际上学界对万历以后财政体系变化的了解也极少。因为万历时候申时行编了万历《大明会典》，因此这一时期以前的问题有完整的材料去研究。但万历后期到崇祯时候的情况如何就只好进到海量的史料里去碰碰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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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不错呀，没有啥劝退的毒点，逻辑也清晰，作者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