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深情中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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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四年第一名许安世早逝，没什么可说的。其余比较有名的就是黄庭坚、欧阳棐、郑侠、曾肇。这几个人比较有名气。这里放一下欧阳棐的一些生平经历。也能看到欧阳修父子还有熙丰元祐政局一些情况。一、早年欧阳棐（1047—1113）字叔弼，庆历七年（1047）他出生之时，在滁州写下散文名篇《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正在那里当太守。至和二年（1055），他九岁的时候，以荫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嘉祐八年（1063），“英宗皇帝登极，转太常寺太祝，累阶至朝奉郎”那年他十七岁。二、登科入仕治平四年（1067），中进士，同年，“以神宗皇帝登极，恩转大理评事，授签书陈州观察判官厅公事，后以文忠公奏乞，将行不赴”。他外授陈州任职而终于不赴，就是因为朝廷接受了欧阳修的请求。（还是因为濮议和儿媳事件，欧阳修几乎声名扫地，得罪了朝廷上下官员，也不得皇帝的心）。所以说欧阳棐中了进士之后闲置多年，直到欧阳修去世之后才开始做官。据后来吕本中的家传记载，在颍州期间，他也和吕公著，吕希哲兄弟关系很好。也结识了熙宁三年中进士，去颍州做官的毕仲游，结下友谊。（欧阳棐行状就是毕仲游写的）熙宁二年，中国金石学中的重要著作《集古录目》，就是欧阳棐奉父亲欧阳修之命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编成的，那时他才二十三岁。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逝世之时，欧阳棐年方二十六。熙宁八年，守孝完，欧阳发被召试，赐进士出身。熙宁十年（1067），欧阳棐转为大理寺丞，擢为审官东院主簿。熙丰年间因为都是新党得势的缘故，欧阳棐也没有得到太重用。三、元祐：据墓志记载，元祐三年五月，欧阳棐“除秘书省著作郎，充修实录院检讨官，公抗章辞，且乞避家讳，遂免。改充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三辞请外，不从，乃受。八月，复以前职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十二月，磨勘转朝散郎。”他屡次自辞，朝廷却再三委以清要之任，“百日之内，三被恩荣”。从表面上看，元祐三年（1088）的欧阳棐算得上是圣眷正隆、春风得意的，而事实却并非这么简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元祐三年载，欧阳棐的这几次任命，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每有新任命，右正言刘安世就上奏请求罢免其职，特别是改派欧阳棐为集贤校理的任命发表后，刘安世前后五次论奏。总结刘安世的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一是职任之重，“著作郎之任，典领国史，清切严重，非他官之比，自来由此遂成两制”，集贤校理更是实惠，“以品秩言之，虽在著作之下，以恩数论之，则过于著作远矣”。因为“今棐之寄禄官已系朝奉郎，若带馆职，则来岁郊礼，便得奏荐子弟，是名为降等，实加厚也”。欧阳棐“猥以庸才”，不配担负这样的重任。二是欧阳棐“凭藉阀阅，素无声闻，才既闇陋，性复回邪，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毕士安曾孙，被苏颂范纯仁赏识）、孙朴（孙固儿子）、杨国宝（邵雍门生，和程颐关系不错）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换句话说，欧阳棐本来没有什么学术和才华，只是凭借朋党勾结，侥幸得进。具体地说，他是靠与吕公著、范纯仁等执政子弟交结，“因缘附会，造为虚名，遂至吕公著荐充史官，孙觉举以自代。”据刘安世在论奏中称，欧阳棐与程、毕、杨、孙五人在当时号为“五鬼”。从今天的文献视野来看，这五人的道德品质并无瑕疵。作为旧家子弟，欧阳棐与其他贵游执政子弟相往来，本来不足为怪。吕公著、孙觉、孙固、王存以故旧姻家，有所荐举营助，也是很自然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欧阳棐所著书涉及集部、史部、子部以及经部的小学等学科，种类与卷数之多，无不显示他的博学广涉。他的学术专长尤其集中体现在史学上，从《尧历》、《合朔图》、《历代年表》、《三十国年号记》、《九朝史略》、《食货策》到《集古录目》，涉及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大概也是家学渊源吧。由此看来，吕公著等大臣推荐欧阳棐“有史才”，并非虚谀；朝廷恩命频下，委以著作郎、实录院检讨等史职，也并非“过听”；而刘安世断言欧阳棐“才既闇陋”，则难免有厚诬之嫌。他的论奏，一方面固然是对吕公著等人引用亲戚及大臣子弟强烈不满，更主要的则是出于他的党派之见。欧阳棐究竟属于哪一政治集团虽暂难断言，但他与洛党的程颐关系密切，又与蜀党的苏轼有秦晋姻好，这就难怪站在朔党立场上的刘安世愤愤不平，言辞之间也就难免意气了。元祐就是，你不是我的人，那就干掉。台子太小，就得靠抢。欧阳棐说是蜀、洛哪一派铁杆还不算，有背景还不算很深厚，像范祖禹、吕希哲兄弟、韩忠彦这种真正背景深厚的，他们也不招惹。所以说欧阳棐，毕仲游（毕士安曾孙，陈尧叟曾外孙）这些有点背景关系，但还不依附他们的，就不是自己人，就得干掉。但是出于顾念勋旧之后，朝中执政大臣有心营助，总之，元祐年间欧阳棐的仕途还是比较平顺的。虽然第一次的任命有一半是断送在论奏的刘安世手里，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除命，却抵挡住了刘安世连珠炮似的轰击，而得以保全。元祐得志绍圣必然倒霉。四、绍述期间会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数请外，乃以朝散郎、秘阁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卫国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传食于汉南。虽为布衣，州郡以倅贰之礼接之，犹慊不怿。多规占公私田园，强市买，与民争利，前后无复谁何者。于是以州门之东偏楼店官废址为天荒而请之，上下弥缝为成书，然后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可请乎？”却之。州官上下更谓叔弼甫曰：“泰横于汉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请地而迟与之，且不可，况终却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请之地州门之左，以门左之地天荒售人，非政也；惮泰而诬天荒之令，非法也。”泰闻之怒，诉于转运司。下其诉于州，叔弼甫终持不与，泰由是僭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罢，以朝请郎知潞州。潞又罢，乃褫所帖校理还吏选，继降官二等。（得罪了曾布小舅子魏泰，被罢免。主要是宋哲宗也很讨厌这些元祐人）。在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落元祐所得职，归吏选……降朝奉郎。二年四月，授知汉阳军，冲改不赴”。反正就是被一撸到底。但是有欧阳修功劳在，欧阳棐比苏轼黄庭坚他们待遇好多了。厄运在后面。五、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以后，他先还在朝中任右司郎中，这是本年六月刚发布的新除命。才过一个月，他的亲家苏轼（欧阳棐之女嫁苏轼之子苏迨）就不幸逝世。这显然是对欧阳棐的又一个打击。他下决心离开风波的中心，“以便私乞郡，请至于再”，于是，他在十月来到了蔡州。几个月后，亦即崇宁元年（1102）六月，“以系元佑籍落职，八月，以在右司日预改元符法，降朝请郎。十一月，例罢郡，得管勾台州崇道观，乞避祖讳，改西京嵩山崇福宫。”一轮又一轮打击和迫害接踵而至，其势必欲在政治上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后，欧阳棐历尽周折，虽然恢复了朝奉大夫的寄禄官，转朝散大夫、朝请大夫，累勋至柱国，最终，在大观二年（1108），也出了元祐党籍，但他在政治上终于没有再站起来，而以祠禄官的身份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光阴。政和三年（1113），欧阳棐病逝于颍州私第时，当是郁郁不欢赍志以殁的。六、身后按墓志，欧阳棐有二子，“长早夭，次愿，宣义郎新差加河南府永宁县事。”欧阳愿也就是这篇墓志的作者。子侄辈执笔为墓志，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愿在墓志终篇说的一句话：“其子愿求为志文而未获，乃姑叙此，泣而自书于墓石。”欧阳愿求的是谁，这个人是坚辞力拒，还是婉言谢绝，我们都无从得知。所能肯定的是，当时他要为父亲找一位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有一定影响的人来作墓志，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除了父亲欧阳修，苏轼是这个家庭的亲属中最令人荣耀的一个名字。可是墓志中提到苏轼的死，却只是含糊地说“有丧口之戚”，看来也不是偶然的。从崇宁元年开始，新党又开始掌权，欧阳棐因系元拓党人而落职。欧阳棐病逝以及这篇墓志产生的政和三年，正是新党势力日盛之时。联系这一时代背景来看，对欧阳愿为什么这样写就能理解，同时，对他“求为志文而不获”的结局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老实说，对于苏轼、黄庭坚、程颐几个人呢，他们的不得志我是不觉得可惜，按几个人的性情也是正常的。但是有几个人我是觉得很可惜的，像范纯仁兄弟，毕仲游毕仲衍兄弟，当然也包括欧阳棐。深深的觉得，这不就是为章越预备的党羽吗。期待以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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